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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兩漢、魏晉直到唐宋時期，作為廣信及嶺南文化一部分的尚茶之風及相關的茶俗，

【資料圖】

慢慢開始被中原、北方地區所知曉。

前面《桐君錄》中提到的“而交廣最重”的“重”，為重視、著重之意，可知那時該地區已很注意這個“客來先設”的禮節了。

三國時期，地處江南的吳國，飲茶之風盛行，尤其是嶺南，至今仍可從部分古籍中窺見。陳壽編著的《三國志·吳志·韋曜傳》里有：“每饗食，無不竟日。坐席無能否，率以七升為限，雖不悉入口，皆澆灌取盡。曜素飲酒不過二升，初見禮異時，常為裁減，或密賜茶荈以當酒”。

陳壽所編纂的《三國志》，是記載中國三國時期歷史的紀傳體國別史，為二十四史中評價最高的“前四史”之一。

這段話記載的是，吳末帝孫皓每次大宴群臣，座客至少得飲酒七升，雖不必完全喝進嘴里，但也要斟上并亮盞說干。有位叫韋曜的大臣，酒量向來不過二升，孫皓發現他不善飲酒后，擔心其出洋相，特準他不用喝那么多酒，有時甚至暗中賜給他茶來代替酒。

這便是俗語“以茶代酒”的出處，也是目前最早的以茶代酒的記載。從這段文字中，可以得知當時吳國宮廷中長期存有茶葉，且也有飲茶的習慣。

孫皓和韋曜大概想不到，他們之間“以茶代酒”的事，直到今天仍被人們廣為應用。

茶的飲用發展到魏晉時期，文字記載逐漸增多，證明茶在人們生活，尤其是文人階層中越來越普遍。

西晉文學家左思所寫的《嬌女詩》中，有“止為荼荈據，吹噓對鼎立”的句子，被后世認為是最早提到茶的詩歌。

在中國文化史上，魏晉是一個很獨特的時代。這一時期，文人雅士所具有的率直任誕、清俊通脫的行為風格，形成了后人所稱的“魏晉風度”。

他們崇尚清談和縱情山水的生活方式，表現出不同以往的精神氣質。他們“非湯武而薄周孔”，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。倡導作“逍遙浮世，與道俱成”的“大人先生”，追求精神自由和個性獨立。這些文人雅士，儒道兼備，風流灑脫，情趣高標，為后世文人們所傾仰。

這其中，有不少人為好飲茶者，加之當時文人雅士在社會上有著十分重要的典范作用，因此他們在客觀上推動了茶的進一步普及。

劉琨是西晉及十六國時期，很有影響力的文人。他不僅喜歡飲茶，而且對茶也有一定的了解。他在給侄子的一封信《與兄子南兗州刺史演書》中寫道：“前得安州干姜一斤、桂一斤、黃芩一斤，皆所須也，吾體中潰悶，常仰真茶，汝可置之。”

在交通條件簡陋的當時，大老遠特地向侄子要茶，甚至希望侄子想辦法給他寄來，還說明了要茶的原因：“吾體中潰悶，常仰真茶”。告訴侄子，心中煩悶之時，是必須要用茶來排遣的。

劉琨，字越石，中山魏昌人。晉朝政治家、文學家，工于詩賦，少有文名，金谷二十四友之一。

楊炫之的《洛陽伽藍記》，是北魏時期流傳至今的一部集歷史、地理、佛教、文學于一身的重要典籍。在《洛陽伽藍記》中，有關于北魏中大夫楊元慎戲辱南方降臣陳慶之的“驅鬼詞”，里面提到南方的飲茶和嚼食檳榔的風俗。

據《洛陽伽藍記》載，某次陳慶之得病，求人解治，楊元慎自稱能治，慶之便相請元慎治療。元慎含一口水往慶之身上一噴，嘴里念念有詞：“吳人之鬼，住居建康，小作冠帽，短制衣裳，自呼阿儂，語則阿傍，菰稗為飯，茗飲作漿，呷啜蒪羹，唼嗍蟹黃，手把豆蔻，口嚼檳榔，乍至中土，思憶本鄉，急急速去，還爾丹陽……”慶之聽了這番奚落以后，伏在枕頭上說：“楊君見辱深矣”。

該故事記錄了北魏貴族取笑、嘲諷南方吳人的生活習俗。其中的“自呼阿儂”、“茗作飲漿”、“口嚼檳榔”等，均為那時南方吳地居民的日常生活習俗。

如今梧州周邊包括六堡茶鄉等山區，仍有自稱“我”作“儂”的口語鄉音，嚼食檳榔的習俗也保留至近代，“茗飲”解渴生活習俗也由來已久。

《洛陽伽藍記》與《水經注》，歷來被認為是北朝文學的雙璧。

從這個故事可知，在南北朝時期，茶飲還僅限于南方流行。北方不但不崇茶，人們甚至還以此為陋習嘲笑南方人。據此可以推論，我國飲茶或茶文化應該肇發于嶺南和吳地這樣一個范圍，并最晚于南北朝開始被北方人們所知曉。

唐人封演撰寫的《封氏聞見記》中記載：“飲茶蓋起于漢人，尤其南方漢人，北人飲之，殆在其后，外藩有此物，尤為晚焉。”又記：“南人好飲之，北人初不多飲”。由于此書具有頗高的史料價值，故而可作為南北茶飲流行先后有別的重要資料。

《封氏聞見記》，古代中國筆記小說集，全書十卷，唐代封演撰，因內容涉及范圍很廣，故常作為研究唐代文化的參考史料。

唐以后的五代十國時期，由于環境因素的變化，茶葉的生產發展重心逐漸南移。這樣的變化，又會對六堡茶產生怎樣的影響呢？請聽下回分解。